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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筑是雄辩者的权力

2017-12-04 00:00   ⁄   客户服务   ⁄  

不久前苏州出了一个全国话题,事关当地一座名为“东方之门”的地标式高层建筑。本来也没什么了不起,如今全国各地大兴土木,千奇百怪的建筑层出不穷,就算这“东方之门”确如网络上调侃的那样状若牛仔形同秋裤,也无非为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工地增添了一堆异型钢件,不值多提。

问题出在当地媒体。《苏州日报》发表了一篇反驳网民调侃的评论员文章,标题直截了当:“没文化就看不懂东方之门”,结果舆论大哗,批评四起。很多人认为,这种论调带有强烈的蔑视,体现了精英对民众的文化傲慢。其实在我看来,这家报社的评论员说话还是太客气,要是我做编辑,标题应该改为“没权力就不要提东方之门”,这才与文章内容相吻合。

从效果来看,无论是秋裤还是东方之门,抑或大裤衩与央视新大楼,围绕着这些建筑产生的种种争议必将无关痛痒,直至无疾而终。究其原因,就怪“文化”像乌贼喷出的墨汁,混淆了大家的视听,导致真正的问题溜了号。如果我们平心静气想一想就明白,人类建造的大多数建筑,尤其是依靠组织化的人群方能完成的大型建筑,其本质肯定是权力,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。建筑的重心不是功用——同样六尺之躯,百姓死后只有一抔黄土,帝王生前已然万亩寝陵;建筑也非单纯的艺术,或者泛泛的文化,而是一些人对另一些人施加影响的结果和工具。不管这些影响叫做强制、恐吓、约束、组织、管理、感召、诱导或者其他名目,它们都是多种多样的权力。因此,在有关建筑的讨论中,忽视或刻意掩盖权力因素的做法总是不靠谱的。

建筑是雄辩者的权力

项羽火烧阿房宫,孟姜女哭倒长城,这类传说深入人心,说明对建筑与权力的紧密关系,人们历来是清楚的。建筑师柯布西耶(Le Corbusier)曾经设想过一组青铜雕像,路易十四、拿破仑一世和拿破仑三世手拉手走在前面,后面跟着的是建筑师与规划师,活脱脱就是一幅建筑与权力的漫画。(《国家的视角》,詹姆斯·斯科特著)只不过,如今的权力变得不那么整齐、单一和绝对了,而是玩起了更巧妙的A角B角、红脸白脸的游戏。再也没有始皇帝那样人格化的权力中心,加之各种意识形态与文化符号的纷扰,大家的目光就难免失焦,真相扑朔迷离。

我们看一座宏大的建筑,不管它是教堂、纪念馆或监狱,还是办公大楼、商业中心或体育场,它们在设计思路上都存在共同的地方,那就是通过超常的高度、面积、体量和形状给观者灌输敬畏感,强迫人们产生某种崇敬之情。而这种敬畏与崇敬,骨子里就隐藏着对权力的恐惧。当然,建筑只是权力的工具之一。语言、姿势、绘画、等级、性别等等,权力无一不操弄,无一不渗透。正如哲学家埃德蒙·柏克(Edmund Burke)所说:“在所有事物中,恐惧能最有效地扰乱我们的理性思考。”权力所做的,就是利用这些方式摧毁理智,把恐惧培养成稳定的心理习惯,进而塑造为社会秩序——建筑往往能达到它想要的效果。

尼采一语道破天机:“建筑是权力的雄辩术。”(《权力意志》)问题是,权力在哪些情况下更热衷于建筑的雄辩呢?显然就是在权力的根基不甚稳当,正当性亟待确立的时候。例如国家建立之初、政权前景不明之时。尤其在大国崛起的梦想时刻,为了获得更加广泛更加普遍的敬畏,权力必然痴迷于浩大工程。这就像一个刚行成年礼的孩子,浓妆艳抹矫揉造作,无非为了赢得更多的尊重与认可。建筑史家就注意到,20世纪初期世界各地涌现出一大批大型建筑,主要就是因为一战结束后,刚刚诞生的各个新政权新国家都要塑造自己的权力正当性。特别是1914年到1943年期间的富强美国、法西斯意大利以及纳粹德国,它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建筑作为大国崛起的雄辩术。

建筑是雄辩者的权力

权力一声令下,世界各地的建筑师就会赶集似的聚拢过去。比如当年最著名的建筑师佩雷(Auguste Perret)、格罗佩斯(Walter Gropius)、柯布西耶等人。他们的作品常常矗立于巴黎、纽约、波士顿等地。然而当莫斯科为了彰显权力,征集“苏维埃宫”的巨型方案时,他们各自的设计图纸又会出现在斯大林的办公桌上。显然,只有深谙权力之道的建筑师才可能得到权力的青睐。事实上,我们仍然可以通过观察当代建筑师雷姆·库哈斯(Rem Koolhaas)、保罗·安德鲁(Paul Andreu)等人活跃的身影,来作为判断权力活跃区域和程度的重要依据之一。

建筑是雄辩者的权力

当天空、土地、城市、视野、行为等等这一切都受制于雄辩的权力,毫无权利的民众就只能借无力的调侃纾解心理上的郁闷——除非权力得到有效的控制。这就是真相的核心。(文/西闪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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